萧伯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访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的一件大事情，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都有一种期待，希望萧翁能够为积弱的中国诊断一下，开出一个社会主义治疗的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似乎也有这样的自负。当周围的华人文化精英们阿谀说：“萧先生，你真幸运，
陈君葆（１８９９～１９８３）是香港闻人，长期担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大陆来港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日记中有不少趣闻。萧伯纳是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１日到港，据作者记载，香港的学界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甚至没有派一个代表去迎接。１３日的萧氏在香港大学讲演，仍然没有教育界的人物捧场，这和大陆知识分子成为鲜明的对比。结果萧伯纳大讲了一通“青年要做革命者，要与时俱新”的话，还说“毁灭文化的是教育”、“课本不是好东西”、“学校里将来的智识能够完全忘记最好”等等。这是不是萧伯纳意气用事，故意发泄对香港学界的不满？不得而知，但萧伯纳讨厌学术圈子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作者在日记中记录，萧伯纳在演说中给学生的指示是明确的，就是成为一个革命者。萧伯纳说：“如果二十岁的时候你是一个赤色的革命者，那到了四十岁你还可以有不落伍的希望，但是若果在二十岁你不是一个赤热的革命者，那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便会成为不堪设想的化石了。”陈君葆因此很受鼓舞，认为萧伯纳是一个“时代的指示者”。针对萧氏要去中国游览长城的舆论，作者断言：“他哪里有闲空看那‘了无用处的万里长城，跳跳过去又过来呢！’”（２月１４日）不幸的是，萧伯纳在２月２５日的确去看了“了无用处的长城”，而且还有一段与他这个“时代指示者”身份颇不符合的言论：“我来是向中国吸取新的指示，并没有什么诏示给予中国。”（２月２５日）可以说，此话不但是使陈君葆失望，而且使整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界都感到了失望。这也就是说，１９３３年的太阳在上海看见的萧伯纳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吹者，而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行家或美食家。那么多严肃的中国革命问题都被他用幽默左推右挡化解掉了，从陈君葆的日记来看，这大概是有意为之。
陈君葆在２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萧伯纳在香港讲演中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可以证明萧伯纳本人对来华发表演说的游戏心态。萧伯纳说：“……今天的几句话你们听了，在你们能够统通忘掉最好，便是在此后和一个礼拜当中略将它们咀嚼细味一下往后也要将它忘记掉。这不是趣语，而实有许多回味在里面。”我们不禁要想，萧伯纳的这番话包括不包括要求青年做革命者的言论？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陈君葆恐怕认为是不包括的。只是在事隔七十年之后再来看它，萧伯纳在煽起青年们的热情之后，又来这么一个急刹车，我认为这不是他的幽默，而是此翁的狡黠。我们知道政治学界有一个“萧伯纳公式”，是萧伯纳在１９０３年提出的论点：杰出的人物是越老越革命。萧伯纳在发了一通革命议论之后，又希望人们忘掉？这恐怕是他的吊诡之处。
我们可以把萧伯纳要求青年在二十岁成为革命者，又让青年忘记的言论，与据说是他的同胞邱吉尔说的一段名言进行一下对比。邱吉尔说，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如果过了三十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在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英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一般都认为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萧伯纳老先生原本不在此列，但是他在香港鼓动中国的青年成为革命者，又要他们忘掉的说法，使我们思考这是否是由于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使萧伯纳在中国革命这个复杂问题上变得谨慎起来，使他从早先的立场上后退？
从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萧伯纳在上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与他在港希望人们忘记他的激进言论是有一致性的。青年当然是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它的破坏力也必然是巨大的。哈耶克（Ｆ．Ａ．Ｈａｙｅｋ）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理性的自负”会导向“通往奴役之路”。萧伯纳在三十年代有没有同样的认识我们不能肯定，但他在上海的谨言慎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当萧伯纳说是向中国学习而没有什么昭示给中国之时，他大概是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急切的期待中感到了某种不安。这位国际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一路北上走来，让上海的太阳幸运了一回，也让了无用处的长城开了眼，其游戏外表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态，是自负、惶恐、疑惑、谨慎、还是理性，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但可以感觉到一点，这就是聪明的外国人，哪怕如萧伯纳者，对中国的事情也开不出好药方来，而萧伯纳本人的聪明就在于他适时的闭上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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